LATE SHANG DYNASTY, ANYANG, 13TH-11TH CENTURY BC

盛酒器。截面呈長方形，敞口、束頸、斜肩、短腹、高圈足。四角和四面中間置八道長條形扉棱，從圈足至口沿並出簷，頸部以扉棱為對稱設饕餮蕉葉紋，頸根置相對的夔鳳紋；肩部在相對的夔紋中間鑄有圓雕犧首、在四角鑄圓雕龍首形鳥；腹部主體飾龍角饕餮紋，兩側填夔紋，饕餮紋上有四小象鼻夔紋組成的窄紋帶；圈足頂每側中間有一小透孔，主體亦飾龍角饕餮紋，其上的紋帶由相對的夔鳳組成。這些紋飾均為高浮雕，上飾陰線，下以雲雷紋襯地。附一銅製内襯，署「癸亥春」（1923年）紀年。

方器在中國青銅時代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數量遠較同類圓器稀少。最早的方形禮器為商早期的大方鼎，如河南鄭州杜嶺所出的青銅方鼎（高100公分），見2013年合肥出版《商邑翼翼四方之極》，61頁。有學者指出，「方鼎的鑄作難度比圓鼎更大，它所代表的社會等級也更高。尤其是体量較大的方鼎，幾乎成爲王權的象徵」，見前揭書60頁。至晚商時期，高級貴族對方器愈發推崇，出現了包括方尊、方罍在内的一系列方器，作爲其有別於一般貴族的權利和身份標誌。

本件方尊鑄造精湛，綫條勁挺，極具張力，充分體現了商晚期青銅鑄造高超的藝術語言和技術水準。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和湖南省博物館分別藏有一件和本器器形相近的商代方尊，惟紋飾有異，泉屋和湖南方尊器身和圈足上的主紋為分解式饕餮紋，見2002年京都出版《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60頁及2015年上海出版《酌彼金罍：皿方罍與湖南出土青銅器精粹》，圖錄編號7。安陽殷墟郭家莊M160出土有一對尺寸較小的方尊，帶有亞址族徽，現藏於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見2008年昆明出版《殷墟新出土青銅器》，圖錄編號125，126（高43.9公分）及編號127（高44.3公分）。值得注意的是，兩件亞址方尊上的圓雕附飾為單獨鑄造套裝在肩部的八個圓釘頭上的，而藤田美術館藏方尊的圓雕附飾是通過鑄接固定在器肩部的，工藝有所區別。清宮舊藏有一對亞醜諸姒方尊，器形、裝飾與亞址方尊十分相似，其中一件現藏故宮博物院，載於2012年北京出版《故宮青銅館》，圖錄編號11，另一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載於1998年台北出版《故宮商代禮器圖錄》，編號88。亞醜為商晚期活躍於山東地區的一個重要氏族。1965至1966年間，考古學家發掘了位於山東青州蘇阜屯的亞醜家族墓地，其中一號墓為帶四條墓道的亞字形大墓，與商王墓規格無異。國立故宮博物院另藏有兩件亞醜方尊，其中一件稍顯瘦長，另一件則與亞醜諸姒方尊大同小異，分別見前揭書圖錄編號89及90。《故宮商代禮器圖錄》將其院藏三件亞醜方尊定為殷墟晚期，十分精當。按亞醜方尊的鈎狀扉棱及圈足不帶透孔的做法皆指示比本件藤田方尊更晚的年代，其同亞址方尊皆為殷墟中晚期具有代表性的方尊器形，而藤田、泉屋及湖南三件方尊的年代較早。

本件方尊上最引人矚目的裝飾莫過於肩部四角的圓雕龍首形鳥。該異鳥長尾大喙，鳥頭上再置一圓柱角的龍頭，猶如戴冠。這種龍鳥結合的圖像在商代銅器上間有所現，前述泉屋博古館方尊肩部四角即飾有相似的異鳥，其龍鳥結合更甚，幾乎為龍頭鳥身。芝加哥藝術學院博物館藏有一件商代青銅鳥尊，亦作此類異鳥之形（圖一）。這種將幾種動物相結合的手法是商晚期青銅紋樣創作的慣用手法，其背後是否有神話或者宗教的意義已不可知。商人對神/獸和寫實動物紋樣結合的熱衷亦可見本件方尊器身上部的象鼻夔龍紋，以及器身和圈足的饕餮紋。這些饕餮紋的角皆由龍紋構成，器身部分作卷尾狀，圈足上作展尾狀。這種以龍紋作角的饕餮紋亦見於其它幾件殷墟早期器，如紐約佳士得2010年9月16日拍賣的一件青銅饕餮紋壺，拍品831號以及根津美術館藏的亞矣瓿，見2009年東京出版《館藏殷周の青銅器》，25頁，編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