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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重要戰國青銅人物故事圖方壺
毛瑞
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亞洲部榮譽主任暨佳士得高級顧問
本青銅方壺為酒器，器身飾敍事場景，左右繫環耳，很可能鑄造於公元前四至三世紀戰國時代 (公元前475至256年)。此壺形制典雅，它有一件大同小異的近似例，現藏瑞士蘇黎世里特貝格博物館 (館藏號RCH 9A)，1 兩者均來自一組密切相關的方壺，這批作品雖僅有寥寥五例，但五者之間息息相關；它們既體現了戰國奢華之物的審美意趣，亦彰顯了當時對新的裝飾技巧所作之探索；此外，這批方壺的敍事場景更呈現了大量戰國時期的生活細節，我們可以藉此一窺當代畫風，鑑於傳世的戰國繪畫幾近於無，所以此類信息益發彌足珍貴。
壺用於貯存或盛放美酒，是商代 (約公元前1600至1046年) 最早製作的青銅禮器之一，起初其梨形器身一般承以圈足，器表多飾圖紋 (饕餮紋居多)，間或連蓋。雖然部份酒器在商亡周起 (約公元前1046年) 之後逐漸銷聲匿跡，但壺在周乃至漢代 (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 仍長盛不衰，其造型雖迭有嬗更，但一直是最流行的器形之一。即便標準壺式 (即鼓腹直頸者) 在西周 (約公元前1046至771年) 製作不斷，但同一時期亦見證了方壺的興起，其重要性自戰國至漢有增無減。西周和春秋時代 (公元前771至476年) 的方壺採用圓角設計，而戰國創製的樣式則改用線條明快的方角，壺壁以直角相接。
商代青銅禮器用於祭祖一類的喪葬儀式。時至西周，鑄造青銅器通常是為了紀念和祭祀用途，其銘文相對較長，內容各異，如記述戰功，或獲天子封地賞賜等。由於戰國器物逐漸向皇親貴冑的日常用器過渡，其器表紋飾愈加富麗堂皇，且泰半鑲嵌金銀、黃銅、綠松石及孔雀石，或像本方壺般，在減地的紋飾背景嵌入玻璃質填料，以彰顯凸起但表面平整的圖像紋母題。青銅器鑲嵌貴重金屬之工藝，肇興於公元前六世紀中葉，後於戰國年間日漸普及。雖有少量商代青銅器會在鑄紋的細陰線內嵌以黑色碳質填料 (或為映襯甚或突顯主紋飾)，但這一做法應不是戰國鑲嵌青銅的前身。
戰國鑲嵌類青銅器的陰紋元素 (有人物、動物或抽象圖案) 以鑄紋居多，減地紋飾則錯金屬或嵌石；但以本方壺這類作品為例，其平整的浮雕圖案方為鑄紋，地子則飾陰紋，洵為當時青銅鑄造工藝的一大創舉。就減地陰紋鑲嵌物所作的科學分析發現，除黏合劑之外，當中至少混合了五種礦物質 (包括石英)，可見應屬於玻璃質填料。相關的礦物質很可能來自石粉。顯微鏡研究亦顯示，外層礦物質的表面極為平整，這意味着減地陰紋的填料變硬後曾予以打磨。雖然無法確定青銅器的填料有否經過窯燒，但學界多持否定意見，認為器物僅靠某種黏合劑來固定填料並使之黏附於器表。殘餘的填料現已軟化易碎，但成品填料竟能經受打磨的力度，足見當年的硬度應媲美水泥。填料如今色呈棕褐，其原色雖已無從稽考，但想必應與青銅器陽紋之色澤 (氧化後現呈紅綠) 珠輝玉映、相得益彰。
觀乎是次拍賣的珍罕方壺，戰國時期誠為創意勃發的年代，除了引入前所未見的裝飾技巧，紋飾類別與風格亦一新耳目。相形之下，較早的器物僅飾饕餮紋和別的寫意獸紋或抽象題材，但無特定的地點或清晰可辨的場景，而本拍品及相關實例皆有圖像化場景，呈現了各色人等在建築內部及其他場景的活動。除此之外，這類紋飾更蘊含敘事內容，即具有故事情節，雖則故事主題已無從得知。再者，由於相關的描寫是以同時期的繪畫 (傳世品幾近於無) 為基磫，所以這些圖像化器物也反映了當時快速演變的畫風。
本拍品四面皆飾繁複的圖像紋場景，以水平分層或帶狀紋飾的方式呈現，青銅紋飾狀若浮雕，表面平整，減地背景仍殘留了大量原先鑲嵌的填料，如無意外應為玻璃質地。壺身毗連兩面為一組，各飾兩組不同的圖像；換言之，器身前後紋飾不一，帶環耳的左右兩側亦圖像各異。
誠如《懷古堂》圖錄創刊號 (1996年春第1期) 撰著者所言，此器的裝飾圖案可解析如下：
組圖一 (毗連兩面，由上至下)
三層樓臺 (正面透視) 之上，左右各飾太陽、月亮，室內有數人，並設有諸般飲食器皿，一樓的人們正從座子上的壺舀出飲料、注入盃內，二樓的人舉盃敬酒；
樂師們敲奏懸於簨簴的一組鐘磬，架子兩端以神獸承托，旁立一名鼓手，正敲擊一面碩大的建鼓 (即懸掛於柱上的鼓)；
一排八名舞孃，皆身穿長袍，手揮拂塵及其他道具；
此乃弋獵場面，獵人們或手執弓箭長矛，或駕御旌旗飄揚的四馬車具，或徒步行進，合力追捕鳥、鹿、野兔、野猪和老虎；
圖中有一座殿堂 (正面透視)，垂脊兩端各棲一鳥，室外的守衛凝神戒備，殿內二人正隆而重之地交換 (或合捧) 一璧，正下方有一排四馬及馬伕，再往下是四隻被綑綁的猛虎，所放虎血滴落下方烹鼎；
最下方為一座單層建築 (正面透視)，或是廚房，內有數口烹鼎，僕役正執棍錘打鼎內食材。
組圖二 (毗連兩面，由上至下)
一排高大魁梧、手執矛戈的戰士；
戰士手執矛、戈與盾，酣戰之際短兵相接，正中一人已身首異處；
同屬攻戰場面，正中二人或已俯首投降，其盾放在左右兩旁，側有兵士看守；
畫面有三乘四馬戰車，御者身後旌旗飄揚，側有手執兵器的步兵，合力衝鋒殺敵；
船分兩層，上層士兵並列，下層的人執槳劃船，上有一人敲擊建鼓，以鼓舞士氣和指揮劃槳快慢；
桑林內有多人 (或為婦女) 身着長袍，正採擷桑葉 (用於餵蠶)；
單層建築 (正面透視)，室內有人及各式器物，另有身穿長袍者 (或為婦女) 在室外操持，據說是用機杼織布。
雖然故事確切的主題無從得知，但各式場景將人們從事的諸般活動明確加以區分，如攻戰、樂舞、烹調、宴飲等等，正如畫中巧用不同的姿態和裝束來辨別人物的身份。此外，人物背景亦不盡相同，如車馬、戰場、船、桑林或樑柱式建築 (層數各不相同)。該等場景更穿插了豐富的圖像細節，諸如矛與戈，以至車馬和船，或是猛虎、野兔、鹿、鳥，乃至林林總總的貯存和烹調器具；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一窺殺虎放血等古老 (甚或現已式微) 的習俗。2 再者，畫面中尚有飛鳥、逃避獵人的動物、劃槳者、車馬、翩躚的舞孃與擊鼓鳴鐘的樂師，其生動傳神鮮見於較早的青銅紋飾。
據古董商柯綺思 (Gisèle Croës) 所言，3 殿內二人合捧或移交盤狀物的場面，或是描寫膾炙人口的戰國典故 ——「完璧歸趙」。若然如此，此物應是著名的「和氏璧」，其名來自「卞和」，相傳卞和於公元前八世紀得到一小塊白玉璞，其後玉璞被琢成完美無瑕之玉璧。及至戰國，聞名遐邇的和氏璧已成為各國爭相擁有之物。公元前四世紀，玉璧在楚國被盜，輾轉落入趙王之手。秦王覬覦此物，欲據為己有，聲言願用十五城易之。趙惠文王 (生卒年為公元前310至266年，公元前298至266年在位) 深恐開罪雄霸一方的秦王，故遣足智多謀的大臣藺相如攜璧赴秦，臨行囑之，若秦王反悔，則設法完璧歸趙。其後，剛直不阿且智勇雙全的藺相如認為其中有詐，遂向秦王託辭玉有微瑕，不足以顯君威。最終，藺相如不辱使命，將和氏璧完好無缺地帶回趙國。4
本方壺及前述里特貝格博物館的雷同之作，均屬於寥寥五例已知的圖像紋方壺，這批作品形制相若、密切相關，其敘事場景無不環環相扣，而且減地俱有殘留的玻璃質填料。(圖一) 紐約J.J. Lally & Co.曾於2006年展出並發表其中一例，5 柯綺思亦於2002年6 及2006年7 分別展出和發表餘下二例。
尚有二例形制稍異的方壺，其減地雖無填料，但敘事場景與本拍品一類的作品頗為相似。其中一例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方壺 (圖二)，8 另一例是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連蓋高座方壺 (館藏號B60 B773.a-.b)。9
本季呈獻的方壺充份展示了戰國鑄造工藝的造詣與創意。此外，其青銅紋飾亦成功詮釋了當時的畫風，當中既涵蓋了大量戰國時期的生活場景，亦反映了當代畫師所面臨的挑戰。本拍品著錄有序，並輔以科學鑑定，以證其真偽與定年，可見此例戰國方壺確是一件匠心獨運的藝術瑰寶。
1 關於里特貝格博物館藏方壺，圖見： https://rietberg.ch/en/collection/online-collection。
2 關於中國古代為動物放血之考釋，詳見劉敦願著〈徐州漢畫像石「擊馬」圖〉，載於《文物天地》1992年第4期頁10-11。
3 柯綺思 (Gisèle Croës) 編著的《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 / Splendor of Yongle Painting, Portraits of Nine Luohan, Brussels March 6–8, 2002 – New York March 18–30, 2002》頁34 (布魯塞爾：Gisèle Croës，2002)。
4 「完璧歸趙」典出司馬遷 (約公元前145或135至86年)《史記》卷八十一，另可參見William H. Nienhauser Jr.編著的《Ssu-ma Ch’ien: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卷七〈The Memoirs of Pre-Han China The Memoirs of Pre-Han China 〉 頁263-273 (布盧明頓及印第安納波利斯：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1994)。
5 J.J. Lally & Co.編著的《Arts of Ancient China, March 27 – April 12, 2006》編號11 (紐約：J.J. Lally & Co.，2006)。
6 前述柯氏編著的《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頁30-37 (布魯塞爾：Gisèle Croës，2002)。
7 柯氏編著的《Inspired Metalwork Part II – Precious Metal Objects in Early Chinese Art, Brussels March 8–11, 2006 – New York March 28–April 6, 2002》頁36-45 (布魯塞爾：Gisèle Croës，2006)。
8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著的《商周青銅酒器特展圖錄》頁216-217圖版77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9 Charles D. Weber著作《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圖45:d所示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品線描圖 (瑞士阿斯科納：Artibus Asiae Publishers，1968)。
毛瑞
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亞洲部榮譽主任暨佳士得高級顧問
本青銅方壺為酒器，器身飾敍事場景，左右繫環耳，很可能鑄造於公元前四至三世紀戰國時代 (公元前475至256年)。此壺形制典雅，它有一件大同小異的近似例，現藏瑞士蘇黎世里特貝格博物館 (館藏號RCH 9A)，1 兩者均來自一組密切相關的方壺，這批作品雖僅有寥寥五例，但五者之間息息相關；它們既體現了戰國奢華之物的審美意趣，亦彰顯了當時對新的裝飾技巧所作之探索；此外，這批方壺的敍事場景更呈現了大量戰國時期的生活細節，我們可以藉此一窺當代畫風，鑑於傳世的戰國繪畫幾近於無，所以此類信息益發彌足珍貴。
壺用於貯存或盛放美酒，是商代 (約公元前1600至1046年) 最早製作的青銅禮器之一，起初其梨形器身一般承以圈足，器表多飾圖紋 (饕餮紋居多)，間或連蓋。雖然部份酒器在商亡周起 (約公元前1046年) 之後逐漸銷聲匿跡，但壺在周乃至漢代 (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 仍長盛不衰，其造型雖迭有嬗更，但一直是最流行的器形之一。即便標準壺式 (即鼓腹直頸者) 在西周 (約公元前1046至771年) 製作不斷，但同一時期亦見證了方壺的興起，其重要性自戰國至漢有增無減。西周和春秋時代 (公元前771至476年) 的方壺採用圓角設計，而戰國創製的樣式則改用線條明快的方角，壺壁以直角相接。
商代青銅禮器用於祭祖一類的喪葬儀式。時至西周，鑄造青銅器通常是為了紀念和祭祀用途，其銘文相對較長，內容各異，如記述戰功，或獲天子封地賞賜等。由於戰國器物逐漸向皇親貴冑的日常用器過渡，其器表紋飾愈加富麗堂皇，且泰半鑲嵌金銀、黃銅、綠松石及孔雀石，或像本方壺般，在減地的紋飾背景嵌入玻璃質填料，以彰顯凸起但表面平整的圖像紋母題。青銅器鑲嵌貴重金屬之工藝，肇興於公元前六世紀中葉，後於戰國年間日漸普及。雖有少量商代青銅器會在鑄紋的細陰線內嵌以黑色碳質填料 (或為映襯甚或突顯主紋飾)，但這一做法應不是戰國鑲嵌青銅的前身。
戰國鑲嵌類青銅器的陰紋元素 (有人物、動物或抽象圖案) 以鑄紋居多，減地紋飾則錯金屬或嵌石；但以本方壺這類作品為例，其平整的浮雕圖案方為鑄紋，地子則飾陰紋，洵為當時青銅鑄造工藝的一大創舉。就減地陰紋鑲嵌物所作的科學分析發現，除黏合劑之外，當中至少混合了五種礦物質 (包括石英)，可見應屬於玻璃質填料。相關的礦物質很可能來自石粉。顯微鏡研究亦顯示，外層礦物質的表面極為平整，這意味着減地陰紋的填料變硬後曾予以打磨。雖然無法確定青銅器的填料有否經過窯燒，但學界多持否定意見，認為器物僅靠某種黏合劑來固定填料並使之黏附於器表。殘餘的填料現已軟化易碎，但成品填料竟能經受打磨的力度，足見當年的硬度應媲美水泥。填料如今色呈棕褐，其原色雖已無從稽考，但想必應與青銅器陽紋之色澤 (氧化後現呈紅綠) 珠輝玉映、相得益彰。
觀乎是次拍賣的珍罕方壺，戰國時期誠為創意勃發的年代，除了引入前所未見的裝飾技巧，紋飾類別與風格亦一新耳目。相形之下，較早的器物僅飾饕餮紋和別的寫意獸紋或抽象題材，但無特定的地點或清晰可辨的場景，而本拍品及相關實例皆有圖像化場景，呈現了各色人等在建築內部及其他場景的活動。除此之外，這類紋飾更蘊含敘事內容，即具有故事情節，雖則故事主題已無從得知。再者，由於相關的描寫是以同時期的繪畫 (傳世品幾近於無) 為基磫，所以這些圖像化器物也反映了當時快速演變的畫風。
本拍品四面皆飾繁複的圖像紋場景，以水平分層或帶狀紋飾的方式呈現，青銅紋飾狀若浮雕，表面平整，減地背景仍殘留了大量原先鑲嵌的填料，如無意外應為玻璃質地。壺身毗連兩面為一組，各飾兩組不同的圖像；換言之，器身前後紋飾不一，帶環耳的左右兩側亦圖像各異。
誠如《懷古堂》圖錄創刊號 (1996年春第1期) 撰著者所言，此器的裝飾圖案可解析如下：
組圖一 (毗連兩面，由上至下)
三層樓臺 (正面透視) 之上，左右各飾太陽、月亮，室內有數人，並設有諸般飲食器皿，一樓的人們正從座子上的壺舀出飲料、注入盃內，二樓的人舉盃敬酒；
樂師們敲奏懸於簨簴的一組鐘磬，架子兩端以神獸承托，旁立一名鼓手，正敲擊一面碩大的建鼓 (即懸掛於柱上的鼓)；
一排八名舞孃，皆身穿長袍，手揮拂塵及其他道具；
此乃弋獵場面，獵人們或手執弓箭長矛，或駕御旌旗飄揚的四馬車具，或徒步行進，合力追捕鳥、鹿、野兔、野猪和老虎；
圖中有一座殿堂 (正面透視)，垂脊兩端各棲一鳥，室外的守衛凝神戒備，殿內二人正隆而重之地交換 (或合捧) 一璧，正下方有一排四馬及馬伕，再往下是四隻被綑綁的猛虎，所放虎血滴落下方烹鼎；
最下方為一座單層建築 (正面透視)，或是廚房，內有數口烹鼎，僕役正執棍錘打鼎內食材。
組圖二 (毗連兩面，由上至下)
一排高大魁梧、手執矛戈的戰士；
戰士手執矛、戈與盾，酣戰之際短兵相接，正中一人已身首異處；
同屬攻戰場面，正中二人或已俯首投降，其盾放在左右兩旁，側有兵士看守；
畫面有三乘四馬戰車，御者身後旌旗飄揚，側有手執兵器的步兵，合力衝鋒殺敵；
船分兩層，上層士兵並列，下層的人執槳劃船，上有一人敲擊建鼓，以鼓舞士氣和指揮劃槳快慢；
桑林內有多人 (或為婦女) 身着長袍，正採擷桑葉 (用於餵蠶)；
單層建築 (正面透視)，室內有人及各式器物，另有身穿長袍者 (或為婦女) 在室外操持，據說是用機杼織布。
雖然故事確切的主題無從得知，但各式場景將人們從事的諸般活動明確加以區分，如攻戰、樂舞、烹調、宴飲等等，正如畫中巧用不同的姿態和裝束來辨別人物的身份。此外，人物背景亦不盡相同，如車馬、戰場、船、桑林或樑柱式建築 (層數各不相同)。該等場景更穿插了豐富的圖像細節，諸如矛與戈，以至車馬和船，或是猛虎、野兔、鹿、鳥，乃至林林總總的貯存和烹調器具；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一窺殺虎放血等古老 (甚或現已式微) 的習俗。2 再者，畫面中尚有飛鳥、逃避獵人的動物、劃槳者、車馬、翩躚的舞孃與擊鼓鳴鐘的樂師，其生動傳神鮮見於較早的青銅紋飾。
據古董商柯綺思 (Gisèle Croës) 所言，3 殿內二人合捧或移交盤狀物的場面，或是描寫膾炙人口的戰國典故 ——「完璧歸趙」。若然如此，此物應是著名的「和氏璧」，其名來自「卞和」，相傳卞和於公元前八世紀得到一小塊白玉璞，其後玉璞被琢成完美無瑕之玉璧。及至戰國，聞名遐邇的和氏璧已成為各國爭相擁有之物。公元前四世紀，玉璧在楚國被盜，輾轉落入趙王之手。秦王覬覦此物，欲據為己有，聲言願用十五城易之。趙惠文王 (生卒年為公元前310至266年，公元前298至266年在位) 深恐開罪雄霸一方的秦王，故遣足智多謀的大臣藺相如攜璧赴秦，臨行囑之，若秦王反悔，則設法完璧歸趙。其後，剛直不阿且智勇雙全的藺相如認為其中有詐，遂向秦王託辭玉有微瑕，不足以顯君威。最終，藺相如不辱使命，將和氏璧完好無缺地帶回趙國。4
本方壺及前述里特貝格博物館的雷同之作，均屬於寥寥五例已知的圖像紋方壺，這批作品形制相若、密切相關，其敘事場景無不環環相扣，而且減地俱有殘留的玻璃質填料。(圖一) 紐約J.J. Lally & Co.曾於2006年展出並發表其中一例，5 柯綺思亦於2002年6 及2006年7 分別展出和發表餘下二例。
尚有二例形制稍異的方壺，其減地雖無填料，但敘事場景與本拍品一類的作品頗為相似。其中一例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方壺 (圖二)，8 另一例是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連蓋高座方壺 (館藏號B60 B773.a-.b)。9
本季呈獻的方壺充份展示了戰國鑄造工藝的造詣與創意。此外，其青銅紋飾亦成功詮釋了當時的畫風，當中既涵蓋了大量戰國時期的生活場景，亦反映了當代畫師所面臨的挑戰。本拍品著錄有序，並輔以科學鑑定，以證其真偽與定年，可見此例戰國方壺確是一件匠心獨運的藝術瑰寶。
1 關於里特貝格博物館藏方壺，圖見： https://rietberg.ch/en/collection/online-collection。
2 關於中國古代為動物放血之考釋，詳見劉敦願著〈徐州漢畫像石「擊馬」圖〉，載於《文物天地》1992年第4期頁10-11。
3 柯綺思 (Gisèle Croës) 編著的《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 / Splendor of Yongle Painting, Portraits of Nine Luohan, Brussels March 6–8, 2002 – New York March 18–30, 2002》頁34 (布魯塞爾：Gisèle Croës，2002)。
4 「完璧歸趙」典出司馬遷 (約公元前145或135至86年)《史記》卷八十一，另可參見William H. Nienhauser Jr.編著的《Ssu-ma Ch’ien: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卷七〈The Memoirs of Pre-Han China The Memoirs of Pre-Han China 〉 頁263-273 (布盧明頓及印第安納波利斯：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1994)。
5 J.J. Lally & Co.編著的《Arts of Ancient China, March 27 – April 12, 2006》編號11 (紐約：J.J. Lally & Co.，2006)。
6 前述柯氏編著的《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頁30-37 (布魯塞爾：Gisèle Croës，2002)。
7 柯氏編著的《Inspired Metalwork Part II – Precious Metal Objects in Early Chinese Art, Brussels March 8–11, 2006 – New York March 28–April 6, 2002》頁36-45 (布魯塞爾：Gisèle Croës，2006)。
8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著的《商周青銅酒器特展圖錄》頁216-217圖版77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9 Charles D. Weber著作《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圖45:d所示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品線描圖 (瑞士阿斯科納：Artibus Asiae Publishers，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