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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瑞獻玲瓏 – 乾隆洋彩鏤雕萬字龍舟轉心瓶
轉心瓶可說是乾隆朝官窯瓷器中具代表性的新品類之一，在清代造辦處的檔案記載中，常以「轉旋瓶」稱呼之，如〈洋彩米色地萬福如意轉旋瓶一對〉、〈洋彩瓷葫蘆轉旋瓶一對〉等。傳世的轉心瓶數量不多，大部份產造於乾隆時期，學界研究認為轉心瓶的燒造約出現於乾隆八年（1743）左右，由當時的督陶官唐英所創燒，並依乾隆皇帝的品味與喜好，在景德鎮御窯廠持續燒製了三十餘年。
翻閱乾隆時期《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的記載，乾隆八年開始的確相繼出現可旋轉的器物，包括有碗、筆筒、冠架、渣斗、葫蘆瓶等，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和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中就收藏有不少前述可以旋轉的文物，而許多現存作品都可在《活計檔》找到相對應的紀錄。如在乾隆九年出現「洋彩夾鏇玲瓏冠架一對」的這條記事，與傳世臺北故宮所藏的「洋彩玲瓏轉旋冠架」相似（圖一，詳細內容見余佩瑾〈唐英監造轉心瓶及其相關問題〉一文，刊於2013年的《故宮學術季刊》）。而約乾隆十年之後，有旋轉設計及洋彩裝飾的瓶類即不斷出現於檔案記載之中，可以推測隨著工藝的嫻熟度，器形從較小尺寸的容器，發展至以較大體型的瓶式為主要。
目前存世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館的轉心瓶，雖然數量有限但品類豐富，樣式各異。本拍品約40公分高，為乾隆年間流行的長頸瓶式樣，造型為長頸、豐肩、鏤空圓腹，外撇圈足。瓶內和瓶底皆施湖綠色釉，底以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署款樣式在乾隆時期洋彩瓷器上是最常見的款識。此外，瓶頸兩側有一對醬釉描金夔龍耳，這種仿古的夔龍造型裝飾在乾隆一朝的瓷器中很常見，轉心瓶亦有所應用，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粉彩鏤雕夔龍紋轉心瓶〉即與本拍品有類似的夔龍耳（圖二，文物細節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北京故宮收藏的轉心瓶中，還有以夔鳳（圖三，文物細節見《琺瑯彩‧粉彩》，香港：商港，1999年，圖版157），或以象頭為轉心瓶的雙耳（圖見《琺瑯彩‧粉彩》，圖版155和156）。
轉心瓶這項有著精巧設計的雙層瓶器，最吸引目光的就是觀者透過腹部的開光或鏤空處，在瓶身轉動時可以看到內瓶的圖案或精緻圖畫，其接合與燒製的工序繁複。前文述及轉心瓶約始於乾隆八年，學界主要依據唐英於乾隆八年呈給乾隆皇帝的奏摺而推論，奏摺中曾提到「奴才又新擬得夾層玲瓏交泰等瓶共九種」，也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轉心瓶所使用的技法，包括內外兩層相套的「夾層」結構、使用透雕鏤空技法的「玲瓏」，以及瓶體的上下部份分離，但以紋樣交錯的方式相互鈎套而使得瓶身形成一體的「交泰」等表現技法，如臺北故宮的〈洋彩黃錦地乾坤交泰轉旋瓶〉即為此種技法（圖四，見《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國立故宮博物，2008 年，頁206）。而本拍品則同時使用了夾層和玲瓏兩種技法，下段器腹外層以冬青色鏤雕錦地紋，並有四組褐彩描金開光，中心雕飾有寓意吉祥的卍字紋。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粉彩透雕雙耳瓶〉（圖五），本拍品除與其造型相似，器腹的鏤空錦地紋鏤雕也極為近似，但其開光的中心為銅錢紋樣，內瓶以青花繪上蝙蝠祥雲紋，而錢幣與蝙蝠的紋飾組合有「福在眼前」之意（參見《特別展吉祥: 中國美術にこめられた意味》，東京國立博物館，1998 年，頁283）。回看本拍品的內膽瓶腹，則彩繪上龍舟競渡的繪畫，觀賽的人群聚集在河岸邊或樓臺裡，原本靜止的龍舟，隨著內瓶的轉動，似乎可以看見龍舟正在划動的熱鬧景況，龍舟上各人動作形態各異，增添了如臨現場的觀賞趣味。乾隆皇帝素來重視節慶儀式，器物上也可看見以端午節為裝飾的主題，臺北故宮的〈琺瑯彩龍舟膽瓶〉即為一例（圖六，見《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國立故宮博物，2013 年，頁232-233）。而轉心瓶常作為年節陳設或禮物之用，本拍品器腹中央的萬字紋有吉祥的寓意，加之內瓶的龍舟圖，極大可能為端陽節的貢物。
在《活計檔》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曾有乾隆皇帝下旨江西燒造「鬪龍舟打斛斗人轉旋瓶一件」的記載，此瓶至今未有留存的實物，而本拍品也沒有表演翻跟斗的人物，但可以想見類似作品的樣貌，不過據學界推測唐英的這件作品應是更為精密、結構複雜的一組轉心瓶。而本拍品之製作結構，應與臺北故宮的〈洋彩玲瓏轉旋瓶〉近似（圖七），分成外瓶的瓶頸、外瓶肩腹、內瓶和底座等四部份 （圖八），而外瓶上半部的瓶頸與內瓶部份以雞心，類似榫卯的結構來套合，用手旋轉瓶頸處即可透過鏤空處看到底座上內瓶的轉動，這也是許多轉心瓶最常應用的構件組合（詳細的製作圖解可參見前述余佩瑾的〈唐英監造轉心瓶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以及朱家溍主編《國寶》一書裡第182 頁〈粉彩鏤空轉心瓶〉）。不過，在南京博物院和北京故宮收藏有幾件超過六十公分以上的轉心瓶，其製作結構更為繁複，所呈現的視覺效果也更生動。其中北京故宮的一件〈天藍地開光鏤空粉彩轉心瓶〉（圖九），旋轉機能甚至已走向更精密的半自動機械動力設計，內瓶的轉旋藉由水流與齒輪來轉動，已完全不同於前述轉心瓶的轉旋機制（詳細內容見：霍華，〈清官窯霽青釉粉彩乾隆行圍圖轉旋瓶研究〉，《東南文化》，1997.02，頁132-140。）。
本拍品的裝飾紋樣，包括番蓮紋、卷草紋、器腹的一圈回紋、口沿下的如意紋等紋飾，皆為乾隆時期彩瓷上常見的紋樣。其中上段瓶頸與圈足的粉紅地，以及器肩與瓶腹鏤雕下部的黃地，皆描繪上鳳尾卷草錦地紋，錦地上滿繪纏枝番蓮、朵花、枝葉等花葉圖案，裝飾風格是乾隆朝彩瓷特有的錦上添花作法，而錦上添花可以錐剔與描繪錦紋兩種方式製作。以鳳尾卷草錦紋為地的作品，在臺北故宮的不少藏品中可以看到，如〈粉彩粉紅地錦上添花番蓮紋花口瓶〉即是粉紅色地錐剔卷草錦紋（故瓷008214N000000000）；或如乾隆八年的〈磁胎洋彩轉旋葫蘆瓶〉則為黃地描繪金彩卷草錦地（圖見《華麗彩瓷：乾隆洋彩》，頁50）。而本拍品的鳳尾卷草錦紋與前述這件葫蘆瓶一樣皆採描繪技法。使用色地錦上添花的裝飾手法，在其他轉心瓶也可看見，如前述北京故宮的夔鳳耳轉心瓶（圖三），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雙耳轉心瓶則是紫紅地繪鳳尾卷草紋（圖五）、或是北京故宮〈粉彩暗八仙紋雙耳轉心瓶〉等（圖十，見《琺瑯彩‧粉彩》，圖版158）。而後二者，東京國立博物館和北京故宮的這兩件轉心瓶，它們的造型近似本拍品，紋飾佈局亦類似，從口沿至圈足一層層繪飾不同紋樣與圖案；而這兩件與2011 年佳士得的一件拍品〈乾隆時時報喜轉心瓶〉（圖十一），從造型到裝飾手法與本拍品十分相似，不過在纏枝番蓮花的描繪上仍能看到一些差異。本拍品的纏枝番蓮紋，花葉的明暗光影較立體，其葉片的描繪也較前述三件作品更繁密，葉形較飽滿，與臺北故宮收藏的〈洋彩錦上添花壺〉上的纏枝葉更為接近（圖見《華麗彩瓷：乾隆洋彩》，頁50）。
轉心瓶的燒製耗時費工，燒造成本高，傳世作品更為難得。本件拍品充份表現了乾隆時期釉上彩瓷的精細，與純熟的雕鏤技法，其精緻的製作工藝，以及豐富絢麗的色彩與裝飾手法，無一不是精雕細琢之作，而內瓶繪有畫像的轉心瓶在傳世作品中亦少見，本器可謂是清代精品工藝的代表，本拍品一方面彰現了清代做工之精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乾隆皇帝在這類瓷器欲展現的自我風格。
轉心瓶可說是乾隆朝官窯瓷器中具代表性的新品類之一，在清代造辦處的檔案記載中，常以「轉旋瓶」稱呼之，如〈洋彩米色地萬福如意轉旋瓶一對〉、〈洋彩瓷葫蘆轉旋瓶一對〉等。傳世的轉心瓶數量不多，大部份產造於乾隆時期，學界研究認為轉心瓶的燒造約出現於乾隆八年（1743）左右，由當時的督陶官唐英所創燒，並依乾隆皇帝的品味與喜好，在景德鎮御窯廠持續燒製了三十餘年。
翻閱乾隆時期《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的記載，乾隆八年開始的確相繼出現可旋轉的器物，包括有碗、筆筒、冠架、渣斗、葫蘆瓶等，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和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中就收藏有不少前述可以旋轉的文物，而許多現存作品都可在《活計檔》找到相對應的紀錄。如在乾隆九年出現「洋彩夾鏇玲瓏冠架一對」的這條記事，與傳世臺北故宮所藏的「洋彩玲瓏轉旋冠架」相似（圖一，詳細內容見余佩瑾〈唐英監造轉心瓶及其相關問題〉一文，刊於2013年的《故宮學術季刊》）。而約乾隆十年之後，有旋轉設計及洋彩裝飾的瓶類即不斷出現於檔案記載之中，可以推測隨著工藝的嫻熟度，器形從較小尺寸的容器，發展至以較大體型的瓶式為主要。
目前存世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館的轉心瓶，雖然數量有限但品類豐富，樣式各異。本拍品約40公分高，為乾隆年間流行的長頸瓶式樣，造型為長頸、豐肩、鏤空圓腹，外撇圈足。瓶內和瓶底皆施湖綠色釉，底以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署款樣式在乾隆時期洋彩瓷器上是最常見的款識。此外，瓶頸兩側有一對醬釉描金夔龍耳，這種仿古的夔龍造型裝飾在乾隆一朝的瓷器中很常見，轉心瓶亦有所應用，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粉彩鏤雕夔龍紋轉心瓶〉即與本拍品有類似的夔龍耳（圖二，文物細節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北京故宮收藏的轉心瓶中，還有以夔鳳（圖三，文物細節見《琺瑯彩‧粉彩》，香港：商港，1999年，圖版157），或以象頭為轉心瓶的雙耳（圖見《琺瑯彩‧粉彩》，圖版155和156）。
轉心瓶這項有著精巧設計的雙層瓶器，最吸引目光的就是觀者透過腹部的開光或鏤空處，在瓶身轉動時可以看到內瓶的圖案或精緻圖畫，其接合與燒製的工序繁複。前文述及轉心瓶約始於乾隆八年，學界主要依據唐英於乾隆八年呈給乾隆皇帝的奏摺而推論，奏摺中曾提到「奴才又新擬得夾層玲瓏交泰等瓶共九種」，也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轉心瓶所使用的技法，包括內外兩層相套的「夾層」結構、使用透雕鏤空技法的「玲瓏」，以及瓶體的上下部份分離，但以紋樣交錯的方式相互鈎套而使得瓶身形成一體的「交泰」等表現技法，如臺北故宮的〈洋彩黃錦地乾坤交泰轉旋瓶〉即為此種技法（圖四，見《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國立故宮博物，2008 年，頁206）。而本拍品則同時使用了夾層和玲瓏兩種技法，下段器腹外層以冬青色鏤雕錦地紋，並有四組褐彩描金開光，中心雕飾有寓意吉祥的卍字紋。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粉彩透雕雙耳瓶〉（圖五），本拍品除與其造型相似，器腹的鏤空錦地紋鏤雕也極為近似，但其開光的中心為銅錢紋樣，內瓶以青花繪上蝙蝠祥雲紋，而錢幣與蝙蝠的紋飾組合有「福在眼前」之意（參見《特別展吉祥: 中國美術にこめられた意味》，東京國立博物館，1998 年，頁283）。回看本拍品的內膽瓶腹，則彩繪上龍舟競渡的繪畫，觀賽的人群聚集在河岸邊或樓臺裡，原本靜止的龍舟，隨著內瓶的轉動，似乎可以看見龍舟正在划動的熱鬧景況，龍舟上各人動作形態各異，增添了如臨現場的觀賞趣味。乾隆皇帝素來重視節慶儀式，器物上也可看見以端午節為裝飾的主題，臺北故宮的〈琺瑯彩龍舟膽瓶〉即為一例（圖六，見《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國立故宮博物，2013 年，頁232-233）。而轉心瓶常作為年節陳設或禮物之用，本拍品器腹中央的萬字紋有吉祥的寓意，加之內瓶的龍舟圖，極大可能為端陽節的貢物。
在《活計檔》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曾有乾隆皇帝下旨江西燒造「鬪龍舟打斛斗人轉旋瓶一件」的記載，此瓶至今未有留存的實物，而本拍品也沒有表演翻跟斗的人物，但可以想見類似作品的樣貌，不過據學界推測唐英的這件作品應是更為精密、結構複雜的一組轉心瓶。而本拍品之製作結構，應與臺北故宮的〈洋彩玲瓏轉旋瓶〉近似（圖七），分成外瓶的瓶頸、外瓶肩腹、內瓶和底座等四部份 （圖八），而外瓶上半部的瓶頸與內瓶部份以雞心，類似榫卯的結構來套合，用手旋轉瓶頸處即可透過鏤空處看到底座上內瓶的轉動，這也是許多轉心瓶最常應用的構件組合（詳細的製作圖解可參見前述余佩瑾的〈唐英監造轉心瓶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以及朱家溍主編《國寶》一書裡第182 頁〈粉彩鏤空轉心瓶〉）。不過，在南京博物院和北京故宮收藏有幾件超過六十公分以上的轉心瓶，其製作結構更為繁複，所呈現的視覺效果也更生動。其中北京故宮的一件〈天藍地開光鏤空粉彩轉心瓶〉（圖九），旋轉機能甚至已走向更精密的半自動機械動力設計，內瓶的轉旋藉由水流與齒輪來轉動，已完全不同於前述轉心瓶的轉旋機制（詳細內容見：霍華，〈清官窯霽青釉粉彩乾隆行圍圖轉旋瓶研究〉，《東南文化》，1997.02，頁132-140。）。
本拍品的裝飾紋樣，包括番蓮紋、卷草紋、器腹的一圈回紋、口沿下的如意紋等紋飾，皆為乾隆時期彩瓷上常見的紋樣。其中上段瓶頸與圈足的粉紅地，以及器肩與瓶腹鏤雕下部的黃地，皆描繪上鳳尾卷草錦地紋，錦地上滿繪纏枝番蓮、朵花、枝葉等花葉圖案，裝飾風格是乾隆朝彩瓷特有的錦上添花作法，而錦上添花可以錐剔與描繪錦紋兩種方式製作。以鳳尾卷草錦紋為地的作品，在臺北故宮的不少藏品中可以看到，如〈粉彩粉紅地錦上添花番蓮紋花口瓶〉即是粉紅色地錐剔卷草錦紋（故瓷008214N000000000）；或如乾隆八年的〈磁胎洋彩轉旋葫蘆瓶〉則為黃地描繪金彩卷草錦地（圖見《華麗彩瓷：乾隆洋彩》，頁50）。而本拍品的鳳尾卷草錦紋與前述這件葫蘆瓶一樣皆採描繪技法。使用色地錦上添花的裝飾手法，在其他轉心瓶也可看見，如前述北京故宮的夔鳳耳轉心瓶（圖三），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雙耳轉心瓶則是紫紅地繪鳳尾卷草紋（圖五）、或是北京故宮〈粉彩暗八仙紋雙耳轉心瓶〉等（圖十，見《琺瑯彩‧粉彩》，圖版158）。而後二者，東京國立博物館和北京故宮的這兩件轉心瓶，它們的造型近似本拍品，紋飾佈局亦類似，從口沿至圈足一層層繪飾不同紋樣與圖案；而這兩件與2011 年佳士得的一件拍品〈乾隆時時報喜轉心瓶〉（圖十一），從造型到裝飾手法與本拍品十分相似，不過在纏枝番蓮花的描繪上仍能看到一些差異。本拍品的纏枝番蓮紋，花葉的明暗光影較立體，其葉片的描繪也較前述三件作品更繁密，葉形較飽滿，與臺北故宮收藏的〈洋彩錦上添花壺〉上的纏枝葉更為接近（圖見《華麗彩瓷：乾隆洋彩》，頁50）。
轉心瓶的燒製耗時費工，燒造成本高，傳世作品更為難得。本件拍品充份表現了乾隆時期釉上彩瓷的精細，與純熟的雕鏤技法，其精緻的製作工藝，以及豐富絢麗的色彩與裝飾手法，無一不是精雕細琢之作，而內瓶繪有畫像的轉心瓶在傳世作品中亦少見，本器可謂是清代精品工藝的代表，本拍品一方面彰現了清代做工之精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乾隆皇帝在這類瓷器欲展現的自我風格。